陶文大口尊：我比甲骨文还早起码1300年，我的主人都不是一般人的古典文学

山东博物馆的《山东历史文化展（史前）》展厅内有两件黑乎乎的陶尊，虽然体型硕大，但实在缺乏第一眼就吸引人的颜值，尤其在同一展厅中还有着众多山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这两件大口尊却一点也不容小视。

它们上面承载了中国最早的文字之一——大汶口陶文。

大口尊 山东博物馆

从1960年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最有名的“日月山”纹大口尊以来，60年间全国出土的大汶口陶文30余例。和贾湖刻符出现在众多材质诸如石器，陶器，龟甲和骨器上不同，大汶口陶文的载体十分统一，它们只出现在大口尊这一种器物上。并且呈现出一定的统一性。

根据李学勤先生的释读，认为和各自是头冠上的羽毛——“皇”字

大口尊尺寸都很大，一般在40-70厘米之间，这类器物一般为瓮棺葬具，但带有陶文的大口尊却有着特别的用处，他们只出现在中高级墓葬中，并不和一般的随葬陶器放在一起，而是和展示财富或祭祀职能的随葬猪头放在墓葬的另外一侧，并且尊上的陶文大都特别指向墓主人。这很明显是一种有意而为之的正式行为。

陶文都在大口尊烧制之前就已经刻画上去，有的陶文还有涂朱。并且不像贾湖刻符那样都是孤例，而是产生了一定的一致性，其中一些陶文重复出现在不同区域的大口尊上，并且刻画手法熟练，有的两地甚至相隔几百公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说明这些陶文已经足够成熟得能够作为一种标准进行传播，并且有的陶文可能还有繁简两种写法。

这些陶文和日后商周时期的金文，甲骨文从结构上有一定相似之处。从书写位置上也有些相似，陶文一般出现在大口尊的口沿外壁下方，一般一个尊只有一字，偶尔也有两字。

根据出土陶文的大口尊地点来看，他们很可能属于同一家族的开枝散叶。

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大口尊，陶文和中大型墓葬之间形成一个等式，可以肯定这些特殊符号的大口尊是有一定地位的人在进行某种祭祀时传达特殊含义与鬼神进行沟通的媒介。

王树明先生认为是“亯”即“享”字

出现大口尊的墓葬都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概距今4800-4600年前。从时间上来看这个时期的社会关系已经完成了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转变，私有制导致贫富分化，人类的自私也更加注重财富权力等要在自己的血亲中传承下去（这并不是贬义词，而是社会发展过程）。逐渐大家庭变成了小家庭，早期的原始信仰开始变得更加具体，所有这些都有着更强烈的记录需求。

大口尊 安徽尉迟寺出土，距离陵阳河遗址300公里 安徽博物院

文字分为音素文字和意理文字。音素文字来源于图像，比如贾湖契刻龟甲上的“目”字即为音素文字，汉字整体又为意理文字，而大汶口陶文也有诸如“钺”字的斧子形象。但更多的是如“日月山”那样的复合文字，正好符合音素文字和意理文字这种基础和总体的关系。

这个字各家解释不一，“旦”，“炅”，“昊”等，基本都与太阳有关。

也就是说在4800-46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包括了指事，象形，会意的大汶口陶文出现了，整体看，陶文毫无疑问也属于方块字系统。而且比起贾湖刻符，大汶口陶文更成熟，流传范围更广（最远可到900公里外的良渚遗址），并且根据大汶口文化日后的融合情况来看，它和商周的成熟文字有直接联系的可能性也是最大的。

大汶口和良渚

说起大汶口，我们的主要印象是大汶口主要在山东地区，这没错，但不能忽略的是在大汶口的早中晚阶段，和南方苏，浙区域的联系就从来没有被斩断过。实际上大汶口文化在发现之处并没有得到准确地认识，比如1952和61年发掘的山东滕县岗上村遗址就被认为是仰韶文化的遗留，1957年景芝镇遗址被认为是龙山文化的遗存。1958年江苏高皇庙遗址是标准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但但是还没有相关认识，1959年大汶口遗址发掘，1960年江苏刘林遗址发现了大批大汶口早期的遗物，一直到1963年，“大汶口文化”这一命名才被确定下来。

虽然在此以后有关大汶口文化的主要发现都在山东境内，但可以看出来，大汶口早期和江苏的联系较多，其实大汶口文化从发现初期就被认为和江苏的青莲岗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也受到一部分浙江松泽文化的影响），甚至时至今日大汶口文化的各种版本分期中仍有不少把大汶口早期定为青莲岗文化。由此可见大汶口文化和江苏北部的密切关系。

到了大汶口中期，距今5000年前后，良渚文化达到全盛，强势的良渚文化向北扩张，深入了大汶口的腹地鲁南地区，有的甚至已经到达鲁北。具体表现在这个时期大汶口文化中的良渚元素大大增加（比如徐州的花厅遗址）。

瓦形足陶鼎 花厅遗址 徐州博物馆 这类扁足鼎是良渚的特点

但良渚的扩张并没有持续太久，便被大汶口逐渐收复失地，到了大汶口晚期，除了苏北少数地区还有来自良渚的直接影响以外，其他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均已看不到太多良渚元素。并且就在这段时间内，大汶口文化也开始了大步扩张反过来影响了良渚文化，甚至加速了良渚的衰亡。大汶口文化最南到达了安徽尉迟寺，向西最远扩展到河南平顶山地区。

这个时期的大汶口文化就像后来的龙山文化的先行军，在急速扩张中广泛的和各地各类型文化发生联系融合，这样解释了为什么良渚文化玉器中发现的11种符号中有5个和大汶口陶文的基本一致，为什么安徽尉迟寺和陵阳河遗址的大口尊和陶文几乎没有差别，为什么大汶口和仰韶相遇后逐渐形成了庙底沟二期文化。这些变化的发生正如苏秉琦先生所总结的中华文明起源的三种方式：裂变，撞击，还有融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交流需求产生，较为成熟的早期文字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

如果你去山东博物馆，展厅一角的这两个黑罐子，你应该好好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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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博物馆，安徽博物院，徐州博物馆